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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作为金华之学许谦（白云）的后学，黄氏父子将宋濂视为文人。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

而《叙述序》言程颢葬后，既而门人朋友……述其道学者甚众。程颐说过：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三、余论 从宋代道学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可以肯定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社会风俗仍不能不产生影响。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

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1] 人通过学习，乃能达到为善。……盖自古所称为圣人者，凡以其能开物成务而已，伏羲之结网罟，神农之制耒耜，黄帝之造书数，帝尧之治历象，其功一也。

章太炎在辛亥前夕采取以佛解庄的方式所完成的《齐物论释》一书中，通过对平等价值的理论构建，对各种普遍主义话语做了彻底的拆解。盖亦以儒者为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故满夷一推倒，即能还我中原耳。三子之乐蓬艾，虽唐尧不得更焉。章太炎早年在许多文章中曾反复申说此义：按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但对内无能，对外又十分怯懦，面对日本的步步侵华却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这在章太炎看来亦是因其上下全无道德人格的结果：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谈天论性者，在昔易入于佛法，今则易入于西洋哲学。

中国百姓执著于现世的人伦日用，孔子便以百姓心为心，以尊重与满足百姓合理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作为儒学之宗旨，从而形成了极具世俗性与人间性的中国文化传统。老庄第一的高见，开宗明义，先破名言。而民族危机即指日本在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而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此却采取退让、畏战的态度，致使全国抗日士气受挫，日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南宋时，如胡铨辈高唱主战，然一二人何裨于治，或乃讥为虚骄之气。

章太炎晚年将《孝经》列为新四书之首，主张围绕《孝经》来重建孝道伦理文化，其首要原因亦在于孝为人的天性：我国儒者之教，一在顺人情，一在有真凭实据。然韩林儿辈，并不读书，尚能恢复一部分故业。儒家修己之道与治人之道是统一的，修己是治人的手段与前提，治人则是修己的扩充与归宿。……要之，从孔子以来，二千余年，中国人之受外国欺侮，不知凡几。

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章太炎开始以佛教法相唯识学为理论框架并融纳中西学术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其首要目标便是对源自西方的进化论、文明论等普遍主义话语加以拆解，从而打破时人对西学的迷信。民非耕稼不生活，敬授民时，修农政也。

今之孔教会固不足一论，而开此异说者自汉已然。《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

战而有败，败而死，亦足赎往日罪状矣。……世间最可畏的，并不在‘相，只是在‘名。所以，在章太炎看来，不谈鬼神、不立宗教而专务人事，正是中国文化胜于西方文化之处。鲁迅在逝世前夕所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实际是以新文化运动为界，把章太炎的一生划作了两个阶段，即将新文化运动前的章太炎称赞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将对新文化运动做出批评的晚年章太炎描述为粹然成为儒宗。在章太炎看来，新文化人道德由于科学与朱熹穷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诚意的逻辑一致，皆是以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来规范人的内在道德，由此造成了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压制。用国粹激动种姓即是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强调来建立民族认同，章太炎提倡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即为历史民族：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

二、中外文化比较视野中的儒家修己治人之学 自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以来，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便逐渐成为仁人志士提出救亡方案时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今则不然，科学之影响，使人类道德沦亡，不仅托之空言，抑且见之实行，则所谓‘洪水猛兽者，不在晦庵，在今日谈科学而不得其道者也。名言破了，是非善恶就不能成立。

儒家修己治人之学所包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能将全体中国人凝聚为一个家国共同体，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类全部活动的主体，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堕落、腐败与无能，章太炎劝谏道：所谓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为政者能人人修己，国斯治矣。

……天性如此，即尽力压制，亦不能使其灭绝。昔孟子讲‘爱亲敬长，为人之良能，其后阳明再传弟子罗近溪，谓‘良知良能，只有爱亲敬长。宋赵普之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致太平，果然费人之语。余固致命于国粹者，……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

所以，要想唤起中国大众共同抗日的决心与勇气，就需要极力宣扬《春秋》夷夏之辨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既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

宗旨已尽于此，绝不如宗教家之专言‘天道、‘上帝，科学家之专言‘物理、‘化学也。西方进化论、文明论即属于文明野蛮的见解，西方正是借助此类名言来对西方之外的他者进行压制的。

儒家并非宗教，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中也并无宗教传统，如果强行在中国建立宗教，就会一如摩哈默德之于天方，则宗教之争，必难幸免。新四书中的《孝经》与《丧服》皆与孝道伦理文化相关，作为修己治人之学的主干部分，孝道伦理文化即显著体现了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宗教文化与科教文化的独特之处：盖《孝经》专言人事，与天道无涉，故我国之教育，完全为‘人事教育、‘实事教育。

孝是人的天性即人自然的本然之情，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即是以孝为始基而建立起来的，新文化人反对宗法制连同孝也一起否弃，反而侵犯了其所倡导的个人权利。该文抓住了章太炎晚年儒学重教化的特质，但又依据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得出其儒学内涵扁平化的判断。何者？如云人与兽均为哺乳动物，依此而为穷知事物之理然后正心诚意，则人之行当反于兽之行，非驱圆颅方趾之类，入于獉獉狉狉乎？阳明诋晦庵为洪水猛兽，实则晦庵但知力学服官，并未真实用功于穷知事物之理。章太炎提倡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以救国的现实原因即在于其能起而可行，即能起到培养国人道德人格与增强民族认同的作用，章太炎提出新四书来化约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亦是为了利于发挥这一作用：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

故孔子非宗教家，《论语》也不是一部宗教之圣经。在修己与治人之学中，章太炎尤为重视修己即以儒学塑造个人道德人格的价值。

儒家祖述尧舜，尧舜所病，乃在不能修己以安百姓，性天之不谈，一物之不知，非儒者之耻明矣。与希腊、印度相比，古代中国对抽象的理论思考与非实用性的科技研究不感兴趣，而是以人事为根本，即一切活动都以人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实践为中心，由此形成了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的学术文化传统。

一国中但有一二人尚气节，于政治何裨乎。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创者难，世无孔公，史法不著。